巴曙松：大湾区创造新格局
文 / 巴曙松教授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、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、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）
一、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向创新工业、开放经济升级转型的关键阶段
从产业结构看，中国香港与澳门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90%，珠三角九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46.3%持续提升至2018年的57.2%，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整体增长，形成了较为先进、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。
从研发投入看，珠三角九市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由2010年的1.7%提升至2017年的2.6%，其中广州、佛山、江门等城市在研发投入占比上有明显提升，改变了深圳一枝独秀的局面。从开放程度上看，「9+2」城市群中，澳门和肇庆外，其余各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均大幅高于全国整体水平，其中香港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300%，东莞、深圳、珠海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100%，显示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特点。
二、大区产业差异化升级为金融机构进一步深度融合发展提供重要支持
当前粤港三地金融机构的跨境展业、金融服务的跨境提供以及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在形式上日趋丰富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内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・这有助于发挥大湾区「一二三四」（一个国家两个体制、三个税区、四个核心城市）的差异化优势。
大湾区存在广泛的跨境金融需求，包括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经济企业发展带来的跨境融资需求、三地企业与居民的跨境支付结算需求、内地居民对于香港优质寿险和财险等保险产品的需求、粤港澳三地居民对于跨境车辆保险实现产品互认的需求等，这为三地金融机构融合发展带来了机遇。
三地银行实现协同发展
粤港澳三地金融机构将更多呈现跨境合作与协同发展的局面。以银行业为例，港澳银行拥有丰富的跨境服务经验，而广东银行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和网点资源。通过合作，港澳银行可借助后者资源发展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，而广东银行可通过港澳银行进一步开拓境外市场，实现协同发展。目前港澳金融机构在广东已有设点展业的先例，如澳门国际银行分别于2017年3月、2018年11月、2018年12月设立广州分行、佛山支行和东莞支行，其中广州分行为首家进驻广州的澳资银行。随着2018年以后内地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逐步落地，其将在银行、保险等领域突破CEPA框架，为港澳金融机构在大湾区展业带来机遇。
此外，两地银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也存在广阔合作空间。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成熟的内地、国际和本地的零售与机构客户，在风险管理和职业素质上都能符合国际最高标准，但受限于人口规模，零售市场相对小，限制了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效益，在金融科技人才方面也存在不足，而内地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经验更丰富。
2018年香港金管局推出虚拟银行牌照，首批牌照申请者已包括蚂蚁金服、腾讯、平安等内地机构子公司。
三、制度差异造就了独特的大湾区互联互通
粤港澳三地具有明显的制度差异，但这种差异不应当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的障碍，而更应当成为一种独特的优势。例如，率先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、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，可以充分借助大湾区独特的不同金融体制并存的优势，这是其他的世界级湾区并不具备的。可以想像，当前依托香港市场建立的互联互通机制，如果放在其他的海外市场会面临很多方面的难处，例如时区、法律法规体系、文化语言、投资者对市场的熟悉程度，还有监管机构和交易所之间的沟通效率等。
人民币投资交易国际化
人民币在计价结算和投资交易方面的国际化，既要求境内外金融市场的联通，也要求能够提供便捷高效的清算、托管、支付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在这两个层面上粤港澳大湾区已通过「港通」、「深港通」、「债券通」等制度设计积累了成熟的经验，并逐步探索形成了境内外两套金融体系调和、沟通的模式——在尊重两种金融体系并行的基础上，探索两种制度可以实现交汇和转换的平台与切入点。比如，「债券通」通过香港金管局的债券中央结算系统（CMU）实现了境外的名义持有人制度与境内的穿透性托管的有效结合。
目前，以「沪港通」、「深港通」、「债券通」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机制蓬勃发展，反映出中国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很强的互补性。从「港通」、「深港通」角度看，新经济企业无论在哪里上市，两地的投资者都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机制来交易。这本身也证明由「沪港通」开启的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，在四年的实践中开启了一个风险可控且稳健的路径：从「债券通」角度看，截至2019年9月底，境外机构持有的内地人民币债券规模大幅上升达到2.12万亿元，「债券通」成为境外投资者进入内地债券市场的主要渠道。未来，可考虑在条件成熟时适时开通「债券通」南向通以及股票一级市场的互通，为人民币资本走出去提供便利渠道，在满足信息透明、安全可控的监管要求的同时，推动内地居民的全球资产配置。